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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应只为“权贵阶层”设计,纸造房子的建筑师坂茂
文致中和 发表于 2018-12-17 17:1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致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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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日本建筑师坂茂通常服务于两种人。一种是传统的城市开发者,如今年四月在巴黎开幕的音乐厅 La Seine Musicle,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坂茂的设计将这座位于塞纳河中部的小岛打造成一个文化中心。
另一种数量众多,生活在全球各个灾难现场。从 1994 年他为卢旺达难民设计避难帐篷开始,他将“纸管建筑”用于灾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七月,坂茂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为涌入这里的难民设计住所。
“建筑师们似乎习惯了受雇于某一类甲方,他们希望我们建造纪念碑式的建筑,这是他们资本和权力的视觉象征”,10 月 7 日,坂茂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演讲中如是说。同期开幕的是他的个展“建筑设计与救灾项目的共存”。一如他在过去数年间所强调的,建筑不应只为“权贵阶层”设计,还应该服务于那些“无法负担(设计费)但同样需要设计的人”。


展览现场的模型(图片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1957 年,坂茂出生在东京,父亲是丰田公司的职员,母亲是女装设计师。很难想象他从小的兴趣是橄榄球,曾一度希望考入橄榄球实力强劲的早稻田大学,结果他所在的球队在参加全国巡回赛的第一轮就败北。坂茂后来留学美国,进入库珀联盟学院学习建筑。读书时曾休学一年,回到东京在建筑师矶崎新的工作室实习。
1985 年,刚毕业的坂茂回到了东京,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最初两年的项目多是展览。第一次将“纸管”作为材料是在 1986 年,他为知名建筑师、家居设计师 Alvar Aalto 设计展览。最初坂茂希望用木结构来回应这位芬兰大师的建筑风格。但由于预算的限制,他选择了可再生的“纸管”。
“测试新的建筑材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完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但纸管的强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在这次展览之后,坂茂找到了纸管生产厂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尝试纸管在建筑中更广泛的应用。1989 年日本名古屋举办了世界设计博览会(World Design Expo),坂茂设计了一个用 330 根直径 55 厘米的纸管搭建的凉亭。他们同样观察这个临时建筑老化的过程,并继续尝试在结构和性能上加固。
经过测试,他们可以成功设计生产出不同长度、厚度的纸管,经过防火、防水以及覆膜处理,中空的结构还可以容纳其他构建,具有较好的隔热和隔音性能。
“但不获得批准,没有人会相信可以用纸来建房子”。1995 年,坂茂在富士山五湖之一的山中湖(Lake Yamanaka)旁造了一幢自己的度假屋,他使用 110 根纸管构建了一个 S 形的柱廊。“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周末或者假期可言。建造这个度假屋是为了证明纸管可以被用于建造永久性建筑。”
就在这一年,他的纸管结构开发获得了日本建设大臣颁发的永久性建筑认证。


坂茂(Hiroyuki Hirai 摄,图 / 坂茂事务所)

“纸是一种可以回收和反复利用的材料”,坂茂曾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称自己并不能给出“绿色建筑”的含义,“我对‘绿色’、‘生态’、‘环保’都没有兴趣,我只是讨厌浪费东西”。
2000 年坂茂为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博会设计了日本馆,他称使用纸的目标并不在于“建成”,而是“要能把这个建筑拆掉”。任何展馆在闭幕后都会造成一堆难以被消化的工业废料,坂茂与德国建筑师 Frei Otto合作,用纸管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薄壳结构。440 根直径 12.5 厘米的纸管呈网状交织而成,表面再覆以纸模。当届世博会闭幕后,这个薄壳建筑的所有材料都被运回了日本,制成了小学生的练习册。


汉诺威世博会(图片 / Wiki Commons)

第一次将纸管用于灾后重建是在 1994 年的卢旺达。部落冲突使得将近两百万人流离失所。坂茂看到联合国为难民提供的临时帐篷只是几块破旧的塑料布,极为简陋,无法抗寒挡雨。难民砍伐了大量树木用于搭建临时住所。为了防止对森林的破坏,联合国转而提供铝管和棚屋作为替代。但由于铝管在当地的售价较高,大部分人偷偷将铝管拆下来卖掉,继续砍树建造避难所。
“对大部分建筑师而言,重建始于灾难发生后由政府或开发商启动的新项目,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灾难发生的当下就做一些事情?”
坂茂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提出用纸管建造避难所的想法,被聘为顾问。他带着学生来到卢旺达,最初搭建起了 50 个帐篷,监测其耐用性、防潮和防白蚁的性能。结果证明非常实用,于是开始大规模建造并获得了空前成功,大大降低了帐篷的成本。
但说服甲方接受纸管价值,在百废待兴的灾后建立临时性的过渡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钢筋混凝土就一定是永久的建筑吗?人们总认为它花重金打造,更牢固,但如果设计不合理,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也会在短时间内倒塌或被拆除。”



展览现场的避难所隔间模型(图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1995 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近七千人去世。坂茂创办了一个名为“建筑师志愿者网络”(VAN, Voluntary Architects' Network)的 NGO。他在神户发现了大量越南难民,他们原有的教堂在地震中坍塌,家园损毁,只能住在公园破烂的塑料帐篷内。
坂茂向神父和当地政府提议建造一个纸筒的教堂,对方认为他“疯了”——“我们才刚刚经历过地震和火灾”。
他没有放弃,开始频繁前往神户,接触越南人的社区。他们居住在公园破烂的塑料帐篷内。VAN 募集到了资金,为他们搭建新的的纸筒帐篷。麒麟麦酒酿造会社为这批帐篷赞助了一批啤酒箱,这种易于搭建也易于拆除的材料被填满沙袋,用作建房的基座,紧密排列的纸管作为墙壁。“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期待塑料啤酒箱送来的时候,里面有免费的啤酒,结果却是空的,有点失望。”
整个夏天,坂茂带着志愿者搭建起了 350 顶帐篷,最终也获得神父的同意,用纸管重建一座天主教堂,前提是“只要你成功募到了款,带着学生们来建”。58 根纸管作为主结构,便于拆卸、移动、重建;而纸教堂的立柱和其中的长椅均为高密度一次成型的纸管,每根长 5 米、直径 33 厘米、厚 1.5厘米。这个纸管教堂原本预计只持续三年时间作为过渡,但最终被保留了十年。
直到 2005 年,台湾发生地震,坂茂将这座教堂拆卸下来运到了台湾南投。这座教堂的外墙是玻璃纤维波纹板。如今这座教堂被保留在了台湾,成为了一个永久性建筑。


使用塑料啤酒箱作为基座的避难所结构(图片 / Wiki Commons)

2011 年地震摧毁了新西兰基督城的天主教大教堂,这是一座有着 132 年历史的哥特式教堂。当地政府邀请坂茂建造一个临时教堂。坂茂在水泥基座上使用了纸管和集装箱,纸管外包裹着防水聚氨酯合阻燃剂。外墙使用了 96 根硬纸管构成,组成了一个 24 米高的三角空间。这些纸管都在当地生产制作。坂茂还在纸管中穿插了木梁用于强化。
“主教很满意,只有一个异议,他觉得连十字架都使用纸管制作会感觉很‘廉价’。我告诉他,在日语里‘纸’的发音和‘神’是一样的,他最终接受了这个设计。”
坂茂更容易从使用的角度来考量建筑的生命,就像是混凝土也可能速朽一样,纸制的临时建筑也可以被人们长久地使用。


新西兰纸板大教堂模型(图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教堂内部(图 / Wiki Commons)

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大地震并引发海啸,政府将居民集中到体育场等临时安置点,要在这里等上数月才能被安置进入临时住所。体育场内所有灾民席地而睡,没有隐私可言。坂茂在这里用简单的纸管搭建框架,挂上帘子就形成了一个个“单间”,最终在 50 多个避难所内建起了 1800 个隔间。
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所条件也极为简陋。漏水、漏电时有发生,拥挤、杂乱,没有储物空间。坂茂最终获得了宫城县女川村的支持,在一处棒球场搭建起三层的住房。他利用海运集装箱的概念,为 190 个家庭建造了“货柜屋”,直到现在人们仍居住于此。
“提到地震,我们常说这是‘天灾’,但倒塌的建筑物会带来更多的伤亡”,坂茂称,更多的死亡来自“人祸”(man-made disaster)。
伊东丰雄对日本政府自上而下救灾计划的不足有着更深的批判,只追求最基本的安全。“但我更在意的是,一整排长得一模一样的房子,如此不具备人性的设置,这般平等主义、均一主义不只表现在临时住宅,也象征现今日本的精华有多么贫瘠”。他在《反建筑》一书中谈到“茧居族”,被分散安置的居民丧失了原有的社区邻里,搬进了隐私性不佳的住所内,相邻的住户不相往来,变得更加闭锁。


成都华林小学临时校舍的等比例模型(图片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雅安纸管幼儿园模型(图片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坂茂也将纸管建筑带到了中国。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坂茂和来自日本及中国的志愿者用 33 天时间,为华林小学的 400 名学生建造了临时校舍,三座共 9 间教室。人们可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内看到校舍 1:1 等比例模型。这个临时校舍的主要建筑材料依然是纸管,屋顶使用了三层隔热材料,还在室外加设了门廊。
2011 年,四川雅安发生了地震,坂茂在这里用纸管结构设计了一所幼儿园。
四川建筑师殷荭参与了坂茂在中国的这两个校舍项目。她还记得建筑施工上的细节。连接纸管的“木节点”由中国内地的厂家定制生产,但在运到现场安装时,志愿者发现部分木节点是空心的,要全部更换返厂已经没有工期。日本结构师做出评估,已经安装的木节点通过注入结构胶加固,尚未安装的被返厂重新加工处理。


巴黎近郊的塞纳音乐厅(Nicolas Grosmond 摄,坂茂事务所提供)


Aspen Art Museum (图 / Wiki Commons)

2014 年,坂茂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前一年获奖的是他的前辈建筑师伊东丰雄,颁奖词中都提到了二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建筑业界曾对普利兹克奖的评审标准提出异议,其中代表是 Zaha Hadid 曾经的合伙人 Patrick Schumacher。他认为建筑师的社会关怀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演。“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有利于解决和促进城市发展和重整的建筑创新……我担心评审标准移向了政治正确从而像蓝天组的 Wolf Prix 或者 Peter Eisenman 这样打破常规的人就无法脱颖而出。”
Patrick 们的担忧在 2016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到达高峰,这届主题“来自前线的报告(Reporting from the Front)”。建筑精英们看起来变得“不务正业”,他们跨出传统建筑学范畴的问题,讨论贫穷、灾难、污染、拥堵、隔离……
人们担忧是否有了“社会关怀”加持的项目就无需检验,必然是好的设计?也有人指出不能因为这种担忧而不作为。建筑评论人 Peter Eisenman 就曾撰文提醒一种危险的论调,“将一系列不确定的价值包裹在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中。似乎人们作为市民,所拥有的唯一权力就是在大民主之下的一点点参与”。
坂茂不曾正面回应过这场热闹的讨论,称“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仍会在灾难发生时赶往现场。“没有一种所谓的‘模式’存在,可以套用到不同灾区。每一个地区的语境都不同,自然环境、建筑空间、人们的需求和地方文化……只能去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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